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
参与体系如图一所示 图一 监督体系如图二所示： 图二 四、公民监督权的规范内涵 依据上述政治权利的体系逻辑和宪法规范的整合，公民监督权的规范内涵得以明确。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宪法公民监督权的申诉、控告，可在特定情形下启动宪法监督，从而与人民主权形成关联，亦是对诉诸人民主权可能引发风险的宪制控制，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请愿权意涵。
却不知这一理论背后的规范逻辑的混乱，尤其是对人民和公民的彻底混同，使本应诉诸基本权利规范效力并有特定实现逻辑的公民监督权，发生了偏离宪法政治体制转而寻求现实政治权威的运行偏差，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公民监督权饮鸩止渴的误解。[17] 前注16，林来梵书，第148页。针对后者，公民在对公共政策批评建议的同时，亦可诉诸宪法审查，启动对公共政策的监督调整机制。前两者属权利救济型,是指因公权力的行使或不行使而使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受侵害者提起的救济。它并非顺接于作为政治权利的第34条选举权和第35条表达自由，而被放置在第37—40条的公民权利之后，第42条的社会权利之前。
传统宪法理论立足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二元结构，将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一道视为公民防御国家的第一代人权，二者共同构筑起对抗国家干预的堡垒。而作为公民监督权直接依据的宪法第41条，位于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交通行政部门作为驾校的主管机关[34]，加上全国各地逐步健全交通行政许可制度[35]，如果将车辆登记与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纳为交通行政部门的权限范围，显然比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更为合适。
譬如，2014年6月深圳市交警部门向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提请修订《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此情形下，完全可以将给付行政部分交由其他部门尤其是交通行政管理部门。[13] 对此，《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21条以更为详尽的内容确认了这一规则。[32] 需要说明的是，2000年11月22日我国台湾地区内政部修正的《警察法施行细则》较之以往规定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对警察任务区分的内容设定删除了前项第二款之辅助任务，指协助一般行政机关，推行一般行政而言，其协助并应以遇有障碍，非警察协助不足以排除，或因障碍而有妨害安宁秩序时为限。
另外，应当明确，交通警察以上述保留权能事项参与其他行政主体活动之时，其活动方式仅限于行政协助，并多限于职务协助。应当赋予交通警察设置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的即时权力，以尽快的恢复交通秩序。
试想，倘若寄希望于交通警察维护秩序之时，又能毫无缺漏的保障着人权——至少不存在侵犯人权之情形，既考验着交警的执法技艺水平，又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民众的这种判别标准不足以成为可以接受的辨识标准，是因为其朴素性与主观性过强，缺乏让人信服的客观理据。（2）驾驶证申领 是不是驾驶证申领（发证、换证、补证）也应当一并交由交通行政机关管理？笔者以为，应与车辆登记与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区别对待。由此实现该警种设置的初衷：藉由维护交通秩序实现人权保障。
因而，将交通警察与巡逻警察分离并置于不同的职权范围内，是新秩序观的基本诉求之一，也是现代行政发展的基本要求。[39] 余凌云：《警察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这是因为驾驶证在现代社会具有特殊意义与价值，它与民众的身份信息紧密相连，在实践中，一定程度上可以与身份证件或护照等同使用。退一步讲，如果将两者合二为一，则其权能将被放大，随之而来的隐患是，极有可能出现市民法治国家初期类似的场景：警察以促进人民福利配合危害防止的秩序任务，任意扩大了危害范围，致使警察权介入许多行政工作领域。
[30] 主要查询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下位规范：《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公路巡逻民警队警务工作规范》等规范。原因有三：其一，如若赋予交通警察权给付行政的权能，不难想象，交通警察权极有可能又回归到传统警察国时代，其危害前文已做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17]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作者简介：刘启川，东南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29] 参见《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条。更为甚者，交通警察权之人权保障属性的意义和价值，将沦为交通秩序价值的附属品，并且，由其主导的统摄秩序价值的期待也将难以成行。当然，对于突发事件，尤其是民众生命面临重大威胁，来不及寻求他机关救济，否则将导致严重损害之时，交通警察有主动介入的必要。应当承认，交通秩序并不必然与人权保障是相悖的，干预行政也并不是品质不良的行政活动。最为主要的理由在于，此举并不会对交通警察带来负担，也不影响其核心权能的发挥。依现况而言，道路交通事务之给付行政部分，大都由公路主管机关依据公路法及相关法规掌理之，包括交通工程及设施规划、设计养护等事宜，甚至停车场规划及管理、道路使用规划、道路管理调查、规划、建议及协助规划等，应交由公路主管机关掌理。
就其后果而言，如若处置不当，要么面临着无视人权的诟病，要么遭受越权或滥权的指责。[14]这种补充性还表现为警察权的临时性，在保护私权所需之特别职权，有身份之确认、管束、及扣押，但很清楚的是，各该措施皆仅具临时保全性质。
因而，可以将此事项从交通警察权的权限中剔除，交由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负责。因此，福利行政的发展趋势不应成为变更或者革新交通警察任务的因由。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条规定：为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提高通行效率，制定本法。作为管理交通的交通行政部门，具有接管车辆登记与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的先天优势和条件。
[25]不限于此，依循新秩序观，基于积极主动维护交通秩序的必要，现代交通警察权能范围及于潜在的、推测性的交通危险。尽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条有关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直接关乎人权保障的价值内容，位列于该条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关涉秩序、安全等价值之后，但至少把人权保障已经纳入考量交通警察执法效果的标准之列。[20]很大程度上，交通警察对交通秩序干预行为，是为了个体权益或者公共利益的维护。对此，台湾学者李震山先生有着精辟的论述：人权保障与治安维护本不易清除划分，此处之所以将人权保障单独列为警察任务之一种，除着眼于警察工作特质与人权有密切关系外，旨在凸显警察应时刻有主权在民之观念，摒弃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的传统牧民观念，以人权为重为主的警察任务，方有其生命可言。
[16]而这些都需要交警予以事先应对，并有效化解。[15] Scholler：《德国警察与秩序法原理》，李震山译，登文书局1995年版，第79页。
在中观上，推动交通警察任务规范结构变革，以获取权能改革的制度保障。基于生存照顾与提供福利的价值，社会法治国已与自由法治国倡导的不干涉出现一定的分歧，形成社会治理的两种不同进路。
为此，我们初步认为，交通警察权能事项改革应首先确立一种规律性认识，以统制权能事项改革的关涉法律规范与制度实践。上述期待如何在行政国予以分解并细化，是现代行政法需要面对的问题。
质言之，交通信号灯基本上可以视为交通警察维护交通秩序的重要形式。也正是自由法治国得以昌兴之时，20世纪的社会法治国正悄然兴起。同时，囿于人权的抽象性与模糊性，交通警察权被冠以的人权保障价值，常常因交通秩序维护之必要而被虚置化，从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出现：维护治安是政府用以限制人权最常见理由，以保障人权为目的，也缺乏手段应受目的制约之合比例性考量，导致目的与手段错置之不良现象。在警察权内部权能配置之时，应保持交通警察的独立性，应当尤为关注交警与巡警之间的关系。
由于新秩序观与交通警察任务总则性规范有内在的契合性和一致性，因此，需要反思当前我国交通警察任务规范结构，是否与以交通秩序为主兼顾人权的新秩序观达成内在一致。只不过，人权是在例外情形下予以优先对待。
更进一步，在自由法治国与社会法治国双重品格的推动下，交通警察职权范围内——道路交通秩序与交通安全，不应是往常普遍存在的被申请行为或消极被动不作为，更多的应是主动履行其秩序维持功能。而对于人权保障的辅助义务，惟有来自其他机关或者民众的申请方得以实施。
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依照该条规定的先后序位来看，保护现场之秩序规范，是先于抢救受伤人员的人权保障规范。
